我认为现在我必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来说明我们目前有必要作明确的解释。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今天危机当前，我们应该从基本的问题中去寻求基本的答案。我们必须解答革命性质的问题，特别是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它究竟是政治革命，还是社会革命？它包含些什么变革？

归根结底，一切革命都必须是社会的革命，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否则便不成其为革命，只有改换政府而已。

为了在中国革命中指导我们，孙中山把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交给我们。目前存亡攸关的是民生主义，它是解答中国基本社会变革问题的主义。

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在我们的革命中是基本的。从这个主义，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社会价值的分析和他对于工农阶级地位的确定。这两个阶级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力量的基础。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作为一个革命的政党，国民党的社会纲领便会软弱无力、混乱而不合逻辑；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政治问题就模糊不清。如果我们采取了削弱这种支持的任何政策，我们便动摇了党的基础，出卖了群众，而且不是真正忠于孙中山。

现在有许多关于政策的讨论。孙中山曾明确地说明，他的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但是现在有人说政策必须按照时代的需要而改变，这种说法虽然有一部分道理，但是政策决不应改变到如此地步，以至成为相反的政策，使革命政党丧失了革命性，变为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而本党就是为了改变这种制度才建立起来的。

现在我们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党内种种不同的分子中间发生了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分歧。有人提议一些猛烈的解决办法。由于我认为这些解决办法中有若干项如果实行起来将会摧毁党的力量，并延迟革命的成功，所以我必须发言。这些解决办法在我看来，是一种政策的一部分，这种政策必然会疏远并且压迫我们所依为主力和革命为之奋斗的阶级。我认为这种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

这种新政策是作为纠正过去错误的一种办法而提出来的。但我看这种纠正办法比原来的错误更加严重。

现在是开诚布公、当机立断的时候了。过去确是犯了错误，但我们同志当中有些人却不愿承认；我们对这些错误所应负的责任，至少与那些我们现在认为他们是完全错了的人一样多。假使我们老老实实回顾一下过去在武汉的几个月，毫不忌讳地审查一下我们自己的言论和决议，我们是逃避不了责任的。演说和宣言都载在党的历史上，但我们现在却要逃避责任，透过于他人。

是的，错误是有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错误不只是他人的错误，也是我们自己的错误。我们促成了这些错误，我们也就必须改正这些错误，并且用革命的方法去改正革命的错误。我们不能出卖群众。我们已经使他们抱有极大的希望。他们已对于我们寄以极大的信心。我们要永远矢忠于这种信心。

孙中山是从民间来的。他对我讲过许多早年的事情。他生于农民的家庭。他的父亲种田。他县里的人民都是农民。

孙中山很穷，到十五岁才有鞋子穿。他住在多山的地区，在那里，小孩子赤足行路是件很苦的事。在他和他的兄弟没有成人以前，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几几乎仅仅不致挨饿。他幼年吃的是最贱的食物，他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

孙中山好几次告诉我说就在这早年还是贫农家里的贫儿的时候，他变成为一个革命的人。他下了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就为这个理想，他献出了他四十年的生命。

但是今天中国农民的生活比孙中山当初痛感人间不平而终生投入革命的时候是更加困苦了。然而今天自命为孙中山信徒的人，口里谈的是阶级，心里想的却是一种实际上漠视中国千百万贫困农民的疾苦的“革命”。

现在更有人非难农工运动为新近的外国产物。这是谎话。二三十年前孙中山在言论思想中就表示要用革命来改善中国农民的地位。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曾向李鸿章建议社会与经济的改革。在一九—一年，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文章，登在日内瓦《社会主义者》报上，其中他说，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基础就是土地革命。这就是他一生中的巨大目标之一。凡是他所计划的，都是改善中国人民生活的方法。

一九一五年我们在日本的时候，他还要廖仲恺对农民和工人问题作更深刻的研究。

孙中山奋斗了四十年，但是直到最近几年，这些人民革命的计划才开始获得成果。我清楚地记得一九二四年七月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在广州开会。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必然成为中国新力量的中国人民来参加革命。这些农民来自广东各县，许多人赤着脚走了好些里路来到广州。他们衣衫褴褛，有的还带着箩筐和扁担。我深深地受了感动。

孙中山也很受感动。我们回到家里之后，他对我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并且又告诉我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在自救中所必须起的作用。

这些年来，他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但是现在人们又讲什么新近的外来影响了。当俄国还在沙皇铁蹄之下的时候，孙中山就已经倡导中国土地革命了。难道他是外国阴谋的工具吗？

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党就不成为一种为中国人民谋未来幸福的生气勃勃的力量，而会变为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

我们面临一个严重的危机。但是这个危机对于我们个人比对于中国全国的关系更大。不论现在的国民党在此时是上升到它的最高理想，勇敢地寻求纠正错误的革命方法，还是堕落到一种可耻的反动与妥协的地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我认为我们背弃了孙中山领导群众和加强群众的政策。因此我只有暂时引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

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

现在本党虽然有些党员离开了孙中山手定的中国革命的道路，然而已站在本党旗帜之下的千百万中国人民，仍将遵循这条道路以达到最后的目的。所以抱着这样的信念的并不只是我一个人。我相信国民党一切忠实的党员一定都会遵循这条革命的道路。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